“以前為女兒上學做了‘保公辦、沖民辦’的兩手準備，如今看到‘公民同招’的消息反倒不用糾結了。”家住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的林女士，孩子今年即將升入小學，看到手機上被刷屏的浙江省實行公辦民辦學校同步招生的消息時，她松了一口氣，全家一致決定為女兒報名家門口的公辦學校。

　　自今年3月以來，各省市陸續公布2020年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招生入學工作通知。目前已有上海、浙江、江蘇、廣東、安徽、云南、黑龍江、海南等多個省份出臺文件，明確實行“公民同招”。

　　公民同招這一政策的推進將會給義務教育招生格局帶來怎樣的變化？公辦民辦學校又將面臨怎樣的機遇與挑戰？記者對此進行了采訪。

　　民校“掐尖兒”踩下“剎車”

　　何為“公民同招”？在浙江省教育廳最近發布的政策問答中，公民同招是指公辦民辦學校實行同步招生，其基本要求是公辦民辦學校同步報名、同步開展錄取、同步注冊學籍。

　　其實，“公民同招”并不是新詞。在國家層面，教育部在2018年、2019年做好普通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通知中，都強調了要推進公民同招。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明確提出，“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招生納入審批地統一管理，與公辦學校同步招生；對報名人數超過招生計劃的，實行電腦隨機錄取”。

　　“這一政策強調了義務教育公辦民辦學校一視同仁、平等發展的原則，完善了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招生政策。”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張志勇認為，公民同招政策的出臺非常必要、非常及時，對促進義務教育持續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近年來，義務教育入學問題，是老百姓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每年進入四五月份，各地小學、初中的招生工作陸續啟動，按照往年慣例，民辦學校的招生時間一般會比公辦學校提前幾周。

　　“由于民辦學校能提前招生，一些家長優先選擇民辦學校，把公辦學校作為保底，導致一部分優質生源提前被民辦學校挑走，對公辦學校造成擠壓，這種做法打亂了正常的招生秩序，破壞了教育生態。”北京市海淀區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吳穎惠表示。

　　在招生環節，一些民辦學校跨區域“掐尖兒”招生，引發社會熱議。今年1月，廣東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導室就對10所中小學違規招生行為進行全省通報批評，其中9所為民辦學校，分別存在“面談測試”選新生、以體驗活動選拔生源等違規招生行為。

　　“此次出臺的招生政策，是全面貫徹落實中央文件及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精神的要求，是回歸教育初心、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的要求，也是保障教育公平、優化教育生態、緩解社會教育焦慮的要求。”浙江省教育廳相關負責人這樣解讀。

　　縱觀全國，公民同招政策落地大致經歷三個階段，作為“最早吃螃蟹”的一批，上海、北京等地在2018年前后開始實施，江蘇、杭州等地于2019年加入。在去年11月教育部召開的新聞通氣會上，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明確表示2020年必須全面落實民辦、公辦中小學同步招生，必須不折不扣加以貫徹落實。這意味著，公民同招政策今年將在全國全面落地。

　　根據政策，實施公民同招之后，學生如果未被民辦學校錄取，而學區內公辦學校招生名額已滿，就只能被統籌去其他公辦學校。同濟大學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張端鴻通過調研發現，隨著2018年公民同招政策的出臺，上海市公辦學校出現了優質生源回流的情況，相當數量家門口公辦學校質量較好的家庭都選擇放棄競爭民辦學校，民辦學校生源選擇空間逐漸變小，公辦中小學被弱化的格局將有望得到扭轉。

　　從已經實施省市的情況數據來看，民辦校報考熱的確有明顯降溫。上海市教委的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上海小學升學登記人數16.77萬，民辦報名人數為3.74萬，而2018年實行新政后，升學登記總人數為18.04萬，而民辦報名人數僅為1.99萬，下降了47%。在杭州，2018年有33.4%的小學畢業生報名了民辦初中，2017年這一比例是35.3%左右。

　　從“挑好生源”到“教好學生”

　　“政策出臺的目的是為了制止少數學校違規提前‘掐尖兒’招生行為，緩解家長教育焦慮情緒。”吳穎惠說，公民同招有助于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設立民辦學校應當符合當地教育發展的需求”。對此，張志勇解讀說，這其中自然包括民辦與公辦學校具有同等招生權，民辦學校必須立足于服務本地學生入學需求，公辦民辦學校都應當遵守免試就近入學規定。

　　“民辦學校享有一定的自主權利，并應當在法律框架下行使，千萬不能理解為這是不受約束的自主權。”張志勇認為，無論是公辦學校還是民辦學校，都有義務維護公開公平公正的招生秩序，只有這樣才能保障義務教育持續健康發展。

　　從義務教育公益性的角度而言，修訂后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明確規定，不得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

　　“義務教育具有普及性、強制性，這就要求強化入學機會公平、最大限度地降低經濟利益驅動。”張志勇認為，民辦教育屬于公益性事業，它的設立和管理必須符合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民辦學校并不是按照市場規律進行資源配置的市場主體，民辦學校的招生必須按照公益性事業的屬性進行管理。

　　“公民同招讓民辦義務教育回歸到教育公益屬性上，回歸到保障每個孩子入學機會公平的軌道上，嚴格遵循了法律規定和義務教育基本公共服務屬性，充分體現了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要求。”張志勇說。

　　另外，從教育規律看，義務教育適齡兒童處在人生起步階段，身心、智力發育尚未健全，發展潛能巨大。專家認為，義務教育招生政策必須堅持非選拔性的特點，公辦民辦學校招生都應以保障兒童身心健康成長為前提。

　　“‘掐尖兒’招生嚴重損害了學生身心健康，不利于他們的全面發展和綜合素質培養，必須予以制止。”深圳市新安中學（集團）第一實驗學校校長袁衛星認為，民辦校任意“跑馬圈地”招攬生源的做法助長了應試教育之風，義務教育階段過早的升學考試和超常競爭，致使學生學業負擔沉重，非常不利于給孩子營造自由寬松的成長環境。

　　在張端鴻看來，一些民辦學校通過“掐尖兒”招生、跨區招生等方式，搶奪優質生源，一定程度上破壞了中小學教育生態。

　　專家一致認為，公民同招不是壓制哪一方面，而是緊緊圍繞“就近，隨機，公平”這一主旨，是為了劃定更公平的起點，打造更健康的成長跑道，營造更好的教育生態。

　　隨著公民同招的推進，公辦中小學被弱化的格局會得到扭轉。“這也意味著競爭的徹底弱化，意味著家長沒有必要再在孩子學習上進行過度投入，家長的教育焦慮會進一步減弱，擇校熱會降溫，低齡小學生過度超前的教育培訓，在某種意義上會有所抑制。”張端鴻說。

　　因為入學機制變化，家長的心態也出現了轉變。上海、杭州等地多位家長明確表示，在給孩子報課外班時，會更多考慮孩子的興趣和全面發展的需求。

　　有人形容，公民同招是民校熱的“退燒藥”。吳穎惠認為，短期來看，對于一些民辦學校而言，一旦不能“掐尖兒”，可能會導致民辦學校重新洗牌，學校之間的距離也將逐漸縮小。

　　在采訪中，多位民辦校校長也表示，雖然好生源不可能像過去那么集中了，但并不完全意味著學校辦學優勢的弱化，會從現實出發，調整心態，調整學校發展思路，在辦學特色和內涵上下功夫。

　　公辦民辦校協同發展促均衡

　　規范民辦中小學的招生范圍和招生方式，不僅事關民辦教育的健康發展，更事關整個基礎教育的健康發展和有效治理。在張志勇看來，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和公辦學校都應體現公益性和公平性，二者之間的競爭不在于生源競爭，而在于辦學特色與教育質量的競爭，在遏制了擇校熱之后，提高義務教育整體質量才是當務之急。

　　隨著公民同招政策的推進，實現高質量的均衡成為政策指向。

　　“以我所在的公辦校為例，我們的精力可以更好地集中到提升教育質量、教好學生上去。”袁衛星認為，公辦學校必須承擔起教育公平的壓艙石作用，公民同招政策使得中小學教育從高強度競爭和壓力下走出來，走向按規律培養學生，公辦校得以苦練內功，提高教學質量，辦學生成長、教師幸福、家長滿意、社會認可的老百姓家門口的好學校。

　　在一些大城市，受占地面積制約，一些城區學校規模過小，一些“小豆腐塊”學校擠在社區中央，占地不足10畝。對此，吳穎惠建議，首先要在配套政策方面，促進公辦學校之間的均衡性，改善辦學條件和辦學質量，同時，要促進公辦學校教師在區域內進行合理流動。

　　公民同招之后，生源優勢沒有了，民辦校該如何發展？多位專家認為，民辦學校必須從現實出發，抓住改革機會，回歸踏實辦學，盡可能在辦學質量、辦學條件、辦學特色等方面取勝，在辦學方式靈活性上下功夫，專注于辦成高品質的特色學校。

　　“對民辦校辦學經費，政府可以補貼一部分，把民辦校對學費依賴性降下來，也可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購買學位支持民辦學校的發展。”吳穎惠認為，隨著公民同招的推進，在辦學條件和辦學政策上，政府應給予民辦學校更多支持和優惠。

　　在張端鴻看來，公共教育在普惠性上責任大，要實現高質量的均衡，民辦教育要在特色化、豐富需求方面發揮優勢，從而引導中小學教育走向按規律培養，從高強度競爭和壓力下走出來，形成功能互為補充的教育事業發展格局。

　　在推動公辦民辦學校協同發展方面，袁衛星建議，建立國家教育改革創新專項基金，采用項目申請制度，鼓勵公辦民辦學校校長改革創新。同時，以優質品牌教育資源為依托，通過“緊密型”“托管型”和“協作型”三種基本模式，打通公辦民辦學校合作渠道，建立教育立交橋。還可以建立公辦民辦一體的教育人才柔性使用機制、家庭教育課程建設平臺、智慧教育云服務平臺、國家教育資源庫等，推動公辦民辦學校協同發展。

　　治理義務教育生態，完善招生考試制度，除推進公民同招之外，政府正在打出一系列的“組合拳”。《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明確，高中階段學校實行基于初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結合綜合素質評價的招生錄取模式，落實優質普通高中招生指標分配到初中政策。

　　“在之前，在不少城市優質普通高中的入學名額幾乎被一些優質民辦初中和少數頂尖公辦初中壟斷，這就倒逼‘小升初’壓力加大。”張端鴻解讀稱，名額分配到校，按照政策方向，勢必會兼顧到相對弱勢的初中，走更為均衡的路線。如此一來，通過學生和家長的風險規避行為，弱化家庭的擇校動機，進行生源洗牌，同樣會減少學校間的差異，使得區域之間的資源分配變得比之前更為均衡。

　　近年來，全國多地都在通過學區化集團化建設、城鄉學校攜手共進計劃、新優質學校建設等舉措，大力推進義務教育由基本均衡轉向優質均衡，努力辦好每一所家門口的學校，讓民眾就近享有優質教育資源。

　　以上海為例，上海市教委披露的數據顯示，目前，全上海建有學區、集團共233個，覆蓋75%以上的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緊密型學區、集團建設深入推進。上海市教委方面表示，從全上海127所“強校工程”實驗校的建設情況來看，學校辦學普遍更有信心，辦學特色逐步顯現，學生和家長的認可度逐步提升，不少學校出現了對口生源比往年增長的現象。

　　另外，在加強公辦學校建設的同時，全國多地創新體制機制，加強管理，加大扶持力度，繼續積極支持民辦學校特色發展，推進特色學校、特色項目、特色課程等建設，以更好地滿足民眾對教育多樣化的需求。

　　推進公民同招，也得以讓民辦教育回歸教育本源，吸引真正的公益性教育資本進入民辦教育領域。張志勇認為，通過混合所有制、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非營利性民辦教育同樣擁有巨大發展空間。他建議，在教育進入內涵式發展階段之后,民辦教育可以通過靈活的機制、政策和環境來加快教育改革,從而更好地解放民辦教育的活力，促進民辦教育向更高階段發展。

　　《中國教育報》2020年04月08日第4版版名：新聞·深度